前言

导演管虎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其纯熟的电影语言技巧以及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是其作品的主要风格，而黑色电影也是管虎最擅长的类型片。

从年的电影《斗牛》开始，管虎就开始专注于电影中的黑色幽默创作，后期陆续拍摄的几部电影都有着明显的黑色电影艺术特征。

但相对于好莱坞的黑色电影而言，少了对于黑暗的底层社会犯罪的描写，也去除了好莱坞黑色电影中的侦探片的类型化特征，完整地保留了黑色电影中不变的人性书写。

从《斗牛》到《杀生》，管虎将自己的黑色电影创作“升级”，以更加犀利的叙事视角呈现人性的复杂和黑暗。

而在颇具实验性质的《厨子戏子痞子》当中，导演管虎拓宽了自己的黑色电影创作，大胆地将黑色幽默融入一部非主流的“红色电影”。

他使主旋律电影这种极端类型化的电影实现了非常规创作，依旧是红色电影的血脉，弥散的却是独立电影的艺术气质。

影片《厨子戏子痞子》通过四个看似癫狂的人物形象，在戏中戏的结构中，以狂欢化的方式诠释了爱国情怀与个人情感。

一、红色题材的另类诠释

红色题材始终是当代影视剧创作的重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文化语境的更迭，红色题材影视剧也逐渐跳脱出既定的艺术框架与叙事框架，逐渐生发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然而，无论是饱受广大专家学者诟病的“抗日神剧”，亦或是放大个人情感、走爱情路线的影视作品，都是针对主流文化和商业利益所做出的考量和选择。

这次，管虎凭借一部《厨子戏子痞子》将红色题材进一步拓展，以真实的历史为故事背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一种可信可感的戏剧张力，在近似癫狂的黑色幽默包装下，打造了一出智慧、幽默、悲情、热血彼此交织融合的“抗日神剧”。

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无疑是一部极具实验性质的电影作品。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导演管虎从电视剧导演转战电影圈，一部《斗牛》震惊四座、广受好评，而电影《斗牛》也同样是一部另类的红色题材电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与《斗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作为导演管虎黑色幽默的表现载体，两部电影都将战争的残酷和民族的仇恨融入主角的嬉笑怒骂之间，人物越是表现得疯疯癫癫，对比冲突之下的悲情与无奈也越发醒目。

管虎企图以黑色幽默的喜剧力量揉碎严肃、悲壮、残酷的血泪史实，通过另一种途径，以喜剧片的类型化创作营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氛围，将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呈现在大银幕之上。

因此，如果说《斗牛》是利用破落户牛二的独角戏，另类地呈现了当年八路军以一敌百的艰苦和勇气，又通过牛二执拗的坚持表现了抗日战争的悲壮和惨烈。

那么到了《厨子戏子痞子》这部影片，管虎进一步发挥了黑色幽默所能够带来的戏剧张力，利用四个癫狂之人上演的一出戏中戏，顶着“抗日神剧”的误解和骂名，放大了当年中国人民抗日的艰难。

在四个癫狂之人与两名日军心理战的斡旋过程中，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爱国情怀呼之欲出。

可以说，《厨子戏子痞子》的黑色幽默相较于《斗牛》更进了一步，在四个人与两名日军的勾心斗角背后，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作为影片故事的大背景。

因此，为了能够拯救城外备受“虎烈拉”病毒侵害的老百姓，四个人近似癫狂的戏中戏就更显得意义重大、张力凸显。

红色题材电影绝对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和套路方法，在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核心的情况下，任何表现形式都应当被实验、实践，即便“抗日神剧”过分地夸大了八路军的战斗能力，歪曲了部分事实情况，但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歌颂奋勇杀敌的战士和共产党的先进领导都是不变的故事主旨。

在《厨子戏子痞子》中同样如此，无论是厨子的阴阳怪气、戏子的嚣张跋扈、痞子的狡猾暴力，还是老板娘的低能怪状，癫狂的人物形象背后是解救城外受病毒侵害的百姓众生的大爱和大义。

红色题材在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中获得了另类的诠释，也让观众看到了爱国情怀的另一种美学表达的可能。

二、癫狂人物的非常规塑造

如果说管虎导演的《斗牛》是黄渤饰演的牛二的独角戏，那么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就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群戏。影片人物的活动空间几乎都在日本料理店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当中，叙事情节的推动也主要依靠人物的台词对话和肢体语言进行表现。

导演管虎在《厨子戏子痞子》中主要塑造了四个人物形象:刘烨饰演的日本料理店的厨子，表面上是个十足的“娘娘腔”和汉奸嘴脸，但真实的身份是懂得医学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知识和医学知识素养都对破译“虎烈拉”病毒的解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涵予饰演的戏子一反常态，并非唯唯诺诺的白面书生，而是果断霸气的老生，实际身份是机械专家;黄渤饰演的痞子造型夸张怪诞，头上的一顶西部牛仔帽子极具冲突感和穿越感，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生物化学专家，他也成为最终破解日军“虎烈拉”病毒解药的核心人物。

梁静饰演的日本料理店老板娘，造型搞怪夸张，行为举止怪异低能，

而其真实身份则是擅长破解密码且拥有惊人记忆力的情报专家。

(一)疯癫中的无畏

近乎疯癫的人物形象是导演管虎在《厨子戏子痞子》中主要打造的重点，从片名即可看出人物角色在片中的核心地位，看似没有关联的三个角色构成了影片故事构成的铁三角组合。

疯癫既是厨子、戏子、痞子和老板娘伪装自己的保护色，同时也是对战争年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革命精神的柔化消解。

在当时的极端环境中，为了拯救成千上万被感染“虎烈拉”细菌的百姓的生命，肩负着爱国情怀与民族情谊的四个人，唯有以自己的假疯癫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真疯狂，以自己疯癫的伪装化解肩上的巨大压力。

在疯癫的表演和对抗中，共产主义战士无所畏惧的高大形象逐渐塑造起来。

(二)幽默中的睿智

从《厨子戏子痞子》全片的故事框架结构来看，思维缜密的戏中戏主要表现了众人睿智的一面，而这也恰恰是整个抗日过程中最重要的精神———需要用智慧去对抗敌人。

导演管虎从相对缜密的叙事结构入手，在影片的开始设置了悬念，在故事情节推进到拐点时，用倒叙的方式插入故事的起因，交代影片开始埋下的伏笔。

影片中，厨子、戏子、痞子和老板娘与日本侵略者的对抗是一场智慧的较量和心理的博弈。作为管虎的又一部黑色电影，黑色幽默也自然是片中主要的叙事手段和表现方式。

片中看似无厘头的桥段和表演，搞笑的同时，也是四个人与两名日本军官的心理战的一部分，他们在敲打日本军官的心理防线的同时，日本军官也在仔细观察着四个疯癫之人的一举一动。

然而，影片的精彩之处便在于，任何黑色幽默与无厘头搞笑都是四个人套取“虎烈拉”病毒疫苗行动的一部分，在镜头的剪辑与画面的衔接过程中，幽默搞笑与睿智抗日实现了无缝衔接，让观众感到紧张情绪中的酣畅淋漓之感。

在黑色幽默的包装之下，一出抗日戏也能够表现得如此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三)毁灭中的悲情

在《厨子戏子痞子》的剧情结构中，四人套取“虎烈拉”病毒疫苗配方的计划时时刻刻处于失败的边缘，全片的故事情节中设置了多个转折点和“危险点”，在一个个危机爆发的过程中，四个人的生命也处于死亡的边缘，观众的情绪也随之推到一个极度紧张的制高点。

然而，毁灭是影片塑造四个人勇敢的革命战士形象的背景底色。即便众人身处恐怖与危险的中心，周围被敌人的手枪和炮弹包围，但他们在身份败露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破解“虎烈拉”病毒疫苗配方。

此时，厨子与老板娘之间的爱情，戏子与日军翻译官的默默情愫，都在这种极度危险的环境中，放大了故事的悲情色彩，也赋予了四个人悲情的生命底色。

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塑造四个主要人物形象的方式是非常规的，并具有两面性。

在众人各自扮演厨子、戏子、痞子和老板娘的角色时，观众看到的是众人戏中戏的疯癫形象;而四人来到地下室商讨抗敌策略时，又各自还原了真实的身份———革命战士。

因此，影片通过四个人表达的爱国情怀也是独特的，观众通过“台前幕后”的表演，获得了双重的审美体验。

三、爱国情怀的商业化表达

即便影片《厨子戏子痞子》有着红色题材电影的艺术特征和精神血脉，也不可否认影片的商业电影属性。但是，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越发占据主流的电影市场，能够尝试拍摄一部弘扬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的电影仍然是极具勇气和胆量的。

导演管虎通过商业化的《厨子戏子痞子》，却实现了真实感人的爱国情怀表达，戏中戏的无厘头和娱乐元素的疯狂堆砌，并没有消解影片作为一部“红色电影”的严肃气质。

与之相反的是，影片前半段的癫狂演绎与后半段的回归正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癫狂与严肃，正义与邪恶，幽默与悲情，共同构成了影片的戏剧矛盾冲突。

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优秀之处在于，该片并没有刻意凸显某个人的核心功能与个人能力，没有多数红色电影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人物的出场，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台戏，导演管虎尽可能地做到了平衡。

这对于影片的爱国主义表达也是一个关键点，平均表现的四个人物形象充分说明了四个人缺一不可的整体性，单单靠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破解“虎烈拉”病毒疫苗的，拯救城外身处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也就成为空想。

四个人的彼此照应和互相扶持，在死亡面前的无所畏惧和大义凛然，再一次凸显了该片的红色电影特质。

因此，透过导演管虎在《厨子戏子痞子》中的实践，红色电影的商业化制作，爱国情怀的商业化表达，显示出了更贴合的可能性，“红色电影”与“爱国情怀”并非是商业电影市场的“票房毒药”，对于扶正与引导观众的审美价值取向与精神价值取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无限可能。

总结

电影《厨子戏子痞子》进一步确立了导演管虎在黑色电影创作上的艺术造诣，他在片中对于黑色幽默的灵活多变的应用，也在其日后的电影《老炮儿》中得到了更加纯熟的运用。

《厨子戏子痞子》有着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导演管虎并没有运用单线叙事的原因，正是为了让影片前半段癫狂的戏中戏与后半段的身份回归在叙事上打出框架。

让这两种极端的表演方式并不格格不入，在叙事的交织与彼此补充说明的过程中，癫狂表演中的不合理和夸张逐渐被消解，进一步得到观众的理解。

因此，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为今后红色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更广阔的思路，单一化的艺术表达并不能完全适应商业电影市场的需求，在叙事结构与角色形象塑造上稍加改变，就会形成极具引导性的艺术张力与美学价值，也让艺术造诣与票房收入的双赢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