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军统的女人（2006年刘澍执导的谍战电视剧）

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与乡村工作指导员（6）

刘映元

五、绥东抗战与绥包撤退

一九三六年冬天，三十五军在百灵庙打了胜仗，以后又收复了大庙。傅作义象淞沪抗战时的蔡廷锴那样，被人目为是“民族英雄”和“国家干城”。

全国的慰劳品都涌向绥远，一个伤兵所得的东西，在出院时，两三辆人力车还拉不完。三月间又在“烈士公园” 旁举行了“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南京以汪精卫为代表前来参加；阎锡山自辛亥革命时到过一次包头，二十六年来一直没有出口外巡，这次亦乘坐新修的同蒲路专车北上，来归绥参加盛典。

所有这些，把大多数军民的头脑冲昏了，以为国共已经合作，蒋介石成了全国一统的领导，只要抗战命令下达，各部向华北沦陷区出动，就可以指日收复失地。

三十五军由守涿州起家，十年以来可以说一帆风顺，因此尽往最好处作部署，不往最坏处作准备。芦沟桥的炮声一响，晋绥军中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王靖国的十九军，赵承绶的骑一军，马延寿的独立七旅，中央军汤恩伯的十三军，门炳岳的骑七师等，都奉令向东开拔，绥远的后方在包头以东由袁庆曾和李大超率领的国民兵防守，包头以西由田树梅和徐子珍率领的屯垦军留守。

这时袁庆曾是民政厅长和国民兵司令，并得到傅作义的极端信任，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有干劲，没思考，趾高气扬，对于傅作义万一东进失利以后的打算，没有一点安排，只是叫乡导员往上送交常备队一二两期受训的壮丁，把国民兵由四个团扩充成六个团。

由于前方节节失利，后方已经开始动摇，地主阶级和工商界正在两条路上徘徊观望。主张走的有张钦、潘秀仁、于存灏等，号召组织“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以下简称自卫军)准备武装逃难，在各县拉拢保安队和自卫队。

主张在的有归绥的贺秉温和王明远，包头的刘澍等人，秘密筹备“临时治安维持会”(以下简称维持会)准备迎接“皇军”。

同时日本特务机关以及德王、王英、于志谦等也派人在城乡蒙汉人民中间活动，受到天主教堂、蒙旗上层人士、大地主、大商人和土匪流氓的包庇隐藏。可是袁庆曾还叫乡导员们安心岗位工作，把自卫队确实掌握起来，严防汉奸造谣破坏，听候必要时征集。

其实这时的乡导员，也在思想上有了分化，不打算走的暗中和维持会勾扯，打算走的多数人要坚决跟随国民兵。本省籍的乡导员，则在国民兵与自卫军之间彷徨。

少数进步分子要和绥远抗日救亡会这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团体采取一致行动。青年学生出身的乡导员，根本没有这些想法，以为东北也快光复，绥远那能丢掉?四周环境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还闷在鼓里做天真的美梦，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绥远东进的部队中，汤恩伯的十三军在南口布防，三十五军负责收复察北，晋绥军的主力是后续部队，开到柴沟堡就停顿下来。在“七七”事变前，阎锡山就沿外长城构筑了一道保卫山西的国防工事。开战不久，汤恩伯部在南口溃退，刘汝明部放弃了张家口，加上晋绥军李服膺的六十一军望风而退，三十五军董其武的二一八旅虽然收复了商都，亦不得不从口外撤回，因之堵挡京绥路正面的敌人，受了相当的损失。

阎锡山重视山西，象一九二六年跟奉军作战时一样，决定暂时放弃绥远和雁北，叫傅作义到平型关布防，所以三十五军没有返回绥远，而是退往山西，这时就准备从绥远偷偷撤退。不料国民兵内部发生了袁、李分家的裂痕。袁庆曾对傅作义是忠心耿耿，主张把国民兵全部带到山西，给三十五军补充力量；副司令李大超是一个有野心的军人，一九三三年他到庐山受训时，被戴笠吸收为军统的上层分子，以为在中央有了靠山，只要弄一些人搞个番号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早就想独树一帜，不愿永远寄人篱下。他当然还知道绥远的地方部队到了山西，国民兵番号就不会存在，自己就要错过另立炉灶的机会，变成“光杆司令”，因此他以给傅作义保存地盘为借口，主张国民兵往河套撤退。

两个司令一闹意见，就延缓了撤退的行动。他们两人的纠纷还未解决，日军则于中秋节前占领大同以后，紧接着沿平绥路北犯，发生了丰镇和集宁的战役。

驻防丰镇的是国民兵的马逢辰团，驻防集宁的是国民兵王赞臣团，指挥这两个团的还有一个绥东区防司令部，司令叫张成义，也是三十五军的一个老军官。袁庆曾丢不起不战而逃的面子，决定叫张成义指挥国民兵抵挡。

国民兵虽是初次参战，但是打得很好，马逢辰团在敌人优势兵力和火器的包围下，居然依靠壮丁娃娃坚守了一天一夜，还进行了白刃巷战，最后因为防守司令张成义失踪，才乘夜突围，经凉城岱海滩，把四百多人带回归绥。

乡导员在这次战役中，也表现得很英勇，乡训所第四期学员马进(山西应县人)，在连长阵亡后代理连长指挥战斗，在城隍庙的北高地上掩护主力撤退，完成任务以后因弹尽援绝自杀。

其它的乡导员如庞家齐、高连善、柴映堂等，都是以指导员代理连长作战，以后都成了三十五军的团级干部。

还有丰镇县乡建会助理干事范建中，在县长陈应道带上侯镇国 (侯虎子)的保安队逃跑时，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兵，撤退时收容了六十多个溃散的壮丁，编为扩编后的李大超的国民兵马逢辰旅侯志仁团第一连的连长。

集宁的王赞臣团只打了半天，便奉令撤到凉城，经厂汉营到山西追赶袁庆曾由归绥撤出的军队。

平绥线正面失利以后，阴山前后和长城内外尽是退却的骑兵；撤往山西的国民兵，沿途逃跑的很多，编入三十五军以后，又在保卫太原战中被打散。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在陕北瓦窑堡看见何绍南的保安队中，也收容着一排多绥远的国民兵。

袁庆曾是在丰镇失守后才由归绥撤退的，走的非常急迫。他带着军队步行，叫机关团体从托县河口坐船，没有给乡导员一点指示。

绥南几个县的乡导员有一部分跑到山西，不明了归绥的情况，自动跟上他和屠义源。袁庆曾除了半路上遇见集宁的王赞臣团外，只带了武川的李吉祥团和归绥的范步高团，把警察仍留在归绥。

国民兵新成立的两个团，因为一个团在包头马上开不过来，一个团和司令部的各处一齐撤退，受了李大超的影响，也没撤往山西。袁庆曾从司令部中仅带了政训室主任焦达然和张守仁等几个政工人员。参谋长李敬，副官长刘建勋以及政训室的许多干事和助理干事，都叫李大超给留下了。

日军占了集宁后没有继续西犯，这就腾出时间给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归绥监督和催促李大超开拔的一个机会，李大超因此逃往包头躲避。随着丰镇失守，兴和县长孟文仲带着大部乡导员和二百多武装自卫队组成的骑兵退下，同时马占山的挺进军也转移到绥包一带。

李大超有了这些依靠，加上不久范步高因团长被编掉跑回来了，李英夫因害怕战争从雁门关开小差也回来了，于是他就把留在绥远的国民兵扩充成三个旅，自任司令。

第一旅旅长马逢辰，把马团的侯志仁大队编为第一团，将驻防包头的徐有富大队编为第二团。

第二旅旅长李英夫，范步高为副旅长，扩充黄文斌大队为第三团，把驻防归绥的柴玉峰团编为第四团。

第三旅的旅长孟文仲，因为孟文仲只带着一百多乡导员和二百多自卫队，尚待扩充，所以团长人选没有发表。另外把留在归绥的三十五军干部训练队编为国民兵司令部的教导大队，由毛铨印担任大队长；又编了两个特务营，由王惠民和郑心杰分别充任营长。

按说徐有富和柴玉峰这两团长都是傅作义的同乡，应当去山西投奔傅作义和袁庆曾才对，可是范步高一回山西就把团长编掉的例子，使他们顾不得乡亲了；除此而外，因为李大超在三十五军军官训练班担任了五、六年的教育长，下级军官对他还有一些信仰，士兵都是绥远人，往山西调动一定会垮；而绝大多数军官佐，鉴于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也愿意到河套鱼米之乡去武装逃难，很少有人想到山西去寻找战争，因此山西人，特别是晋南人，都参加了东北人的团体，袁庆曾的僚属学生也成了李大超的部下。这就是袁、李分家后李大超在绥远所创立的新局面。

多数的乡导员势必要卷入到这个漩涡里边，因为乡建会一成立，李大超就担任训练部副主任，国民兵一组织，乡导员就被派做政训工作，孟文仲担任了第三旅旅长，更使得乡导员不去找袁而来投李，这还不说高伯玉曾经一度任李大超为政训处处长所给予的影响。

傅作义的武人，在绥包撤退以前分了家，傅作义集团的文人情况，在绥包撤退以前也非常复杂。财政厅长李居义、建设厅长冯曦、乡建会总干事屠义源等，原来就是阎锡山培植起的老干部，当然要带着绥远省政府坐船回山西。

象集宁县长周钧、萨拉齐县长于纯斋这些和傅作义有历史关系的文人，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别的依靠，也只有紧跟三十五军。

至于和傅作义有地理关系的王一然、周北峰和郭灵墅这些中层人士，则走了相反的方向。

原来这几个人平素就思想左倾，虽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但在政治上有一些模糊的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二次合作开始，党派傅作义的同乡潘纪文同志来绥远搞统战工作，一开始便和他们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在大台什农科职业学校成立了第七集团军政工干部训练班，组织起绥远各界抗日救亡会，团结了绥远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在袁、李分家的时候，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坚持守土抗战，反对不战而退，城市如果沦陷，即组织民众进行游击战。这和李大超的表面主张大体相同，于是也没有回山西追赶三十五军，而就近参加了国民兵。

还有一个乡建会的主任高伯玉，和李大超一样，也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可是由于背叛过中国共产党，所以既不能左也不愿右，想拿乡导员做本钱，掌握一支军队走第三条道路。李大超、李英夫、孟文仲跟他都是东北同乡。

乡建会和国民兵是一对孪生姊妹，孟文仲在乡导员中的号召力量并不比高伯玉差，虽然只有三百多人，却是当时的实力派。

高伯玉在袁、李分家之时，已经把省乡建会的大部分人留下，搞过一次屠、高分家，如果再来一次高、孟分家，那就不堪设想了。他在骑上马好找马的情势下，也貌合神离地投靠了李大超。

国民兵因为有三十五军的老底子，又是绥远仅剩下的一支步兵，加上王一然、周北峰、郭灵墅和高伯玉的赞助，成了当时绥远抗战的主流，与门炳岳的中央军和张钦的自卫军鼎足而立，所以决定大搞特搞。

首先由李大超、孟文仲、高伯玉、王一然、周北峰和郭灵墅在归绥给傅作义发了一个六人通电，表示不愿离开绥远和坚持守土抗战的决心，同时由郭灵墅组织政训处(袁、李分家前国民兵政训处长由高伯玉兼，他受派曾赴中蒙边界工作，事实上等于脱离），请潘纪文同志担任政训处主任，收容各地流亡到绥远的学生以及因战事发生阻隔在绥远的知识分子充当干部，并由高伯玉把各县的乡导员集合起来加以整训，令其仍回原岗位，稳固因为省政府撤退而动摇了的政权。

省政府撤退时不仅没有通知乡导员，连于纯斋都不知道，丰镇、集宁已经失守，我们还在萨县照常办公。

九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高伯玉在包头召集乡导员开会的电报，带了八十多个乡导员去包头，才知道以上各种情况的演变。

高伯玉在包头合记商行集合乡导员时，兴和县的大部由孟文仲带下，陶林县的被打散失掉联络，丰镇县的一部分跟县长陈应道和保安队长侯镇国参加了郭希鹏的骑兵第二师，集宁和凉城的，有跟袁庆曾和周钧走的，归绥、和林、托县和清水河有跟屠义源走的，人数都残缺不全，萨县、武川、包头、固阳还很完整。有的乡导员虽然背地里参加了其他组织，但是为了观望形势，也都去包头报名。除河套三县局的乡导员没有通知，加上绥东、绥南撤退下的，共登记了六百多人。

高伯玉在包头的时候，听见有人说他是托派，所以不敢大搞，只从乡导员中挑选了三十多人，每人发给一支山西造大头盒子枪，为他自己组织了一支侍卫队，形影不离地保护他；他又从李英夫抢来平市官钱局的款中分出一笔发了一次饷，使大家好到街上吃饭和逛荡。

在合记商行的大院里他只召集众人讲过一次话，叫我们安心在包头呆下，听候分配工作。

他以前虽然担任过国民兵的政训处长，并未到处办公搞实际工作，这时也没有什么名义，在包头撤退前就带着侍卫人员和李英夫坐汽车跑到五原去了。

在包头时，大家看见高伯玉没有什么作法，便各自寻找出路，多数人加入了孟文仲的第三旅，其余的由乡训所时代的分队长刘家鼎和王纪带领，组织了一个军官团，到归绥参加了大黑河战役。我也在这个时候脱离开高伯玉，给孟文仲担任了秘书。

绥远的乡建工作所以没有下场，第一，由傅作义到袁庆曾、高伯玉，都不善于组织和领导。第二，只有两年多功夫，在群众中没有打下基础，空喊了好几个月掌握乡村自卫队的口号，结果民间的枪支被五鬼分尸，一部分归了天主堂和独立队，一部分归了自卫军，还有一部分被挺进军的马占山和东北军郭希鹏拉走。除了从兴和带出二百五十多枝，武川带出三十多枝，其他各县到包头集合的乡导员都是赤手空拳。

绥远地方派系的上中层人士和乡建会的人大同小异，也没有把民众武力完全抓起。

因为当时任何人要是平日没有威望和江湖作风，遇见机会又显露不出拧枪下马的本事，很难临时抱佛脚地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在绥包撤退以前，马占山因为是抗日名将，旗号非常鲜亮，丰镇隆盛庄的乡导员郭梅轩，带出枪马齐全的五十多个自卫队，先找孟文仲，一看尽是二三十人的连，就想当一个团长，孟文仲则以为有师生的关系，给编个连也就不错了，后来郭梅轩去找马占山，马上就得了团的番号，让他从国民兵中往出拉乡导员。

我回萨县收拾行李的时候，县长于纯斋和自卫军第一路的白镜潭都在聚将招兵，但最现成的刘盛武的保安队还是被马占山编为骑兵旅，谁也没把这支力量搞到手。

后来给二区区长贾海峰背枪的区兵郭长清和一区的助理员辛裕如，把萨县的土匪组成了自卫军的第五路。

日军在集宁大概停留了一个多月，到十月九日才继续西犯。在这以前，国民兵为了实践守土抗战的诺言和给自己造成强大的声势，李大超于九月下旬带司令部直属部队由包头回到归绥，乡导员和停留在包头的政训队和救亡会的人员，亦跟随东进。那时门炳岳和马占山的骑兵在卓资山一带戒备，归绥有国民兵柴玉峰团担任城防，但由于省政府的撤退，街上成了无政府状态。

李大超将司令部设在旧城绥远饭店(即现在的人民电影院)，由郭灵墅把政训队、救亡会和乡导员这三方面的人员正式组织在国民兵政训处，并由他代理了省会公安局局长，恢复了已瘫痪的市内秩序。接着把袁庆曾释放的汉奸黄全三扣起(黄全三以剑道人的名义于一九三四年来归绥，在民乐社开设古董铺，为日本特务机关刺探军情，被扣以后因袁庆曾退却来不及处理，由青帮的人趁乱从监狱中保释)，由李大超出布告用铡刀铡死在旧城北门外，将人头挂在北城楼下，稍微安定住浮动的人心和镇压住蠢动的汉奸。

国民兵政训处还出版了《抗战日报》(章叶苹、王一然等同志担任编辑)，报道了工农红军改编为十八集团军和八路军以及平型关大捷等消息，越发鼓舞了民心和士气，绥远好象又有了一番中兴气象。正当国民兵第三旅的骑兵为前锋，乡导员组成的军官团(回到归绥都给发了九一八式晋造马枪)为后续部队，前往凉城向绥东开展工作的时候，日军便分两路西犯绥包：从集宁沿铁路线过来的敌人，是佯攻部队，和门炳岳、马占山的骑兵在旗下营斗金山地区接触；从大同开出的矶谷师团则是主力，他们乘坐五百多辆汽车，经左云、厂汗营和田家镇出石匣沟，和国民兵的第三旅骑兵遭遇于黑炭板附近。

第三旅只有二百多骑兵，抗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孟文仲就把骑兵撤到白庙子戒备，指挥军官团在大黑河布防，李大超派柴玉峰团和毛铨印率领的教导大队增援，并调来白海风蒙旗保安总队的两门山炮助威，保卫归绥的大黑河战役就这样展开。

所谓两旅两团和一个大队的守军，人数不足三千，多是新兵和乡导员改行的战士，但因为受到政训处的革命宣传鼓舞，也居然能坚守阵地，支持了四夜三天。

敌人不知归绥的虚实，只是用排炮轰击，李守信的伪蒙骑兵每冲过一次，均被守军击退；教导大队大队长毛铨印受伤，乡导员阵亡受伤的有二十多人，孟文仲的骑兵损失了一半。

第三旅是九号黄昏和敌人开火的，城里在十号白天就非常吃紧，但是这一天政训处还很镇静地在九一八纪念堂隆重地举行了辛亥革命二十六周年庆祝大会，街上标语缤纷，两旁旗帜飘舞，洋溢着一片节日的盛况。

《抗战日报》在炮声隆隆中仍继续出版，到十三号上午还出了最后的一版。十二日夜晚，门炳岳和马占山由旗下营撤下，归绥的守军在十三日白天撤退，从台阁牧车站转进包头，萨县在十四日沦陷。各部队退到包头，只停留了三天。

在这三天当中，因为国民兵和自卫军互相拉人，分化了的乡导员各为其主扩充枪马，双方几乎在包头城内火并起来，经郭灵墅从中斡旋，李大超、李英夫、郭灵墅和张钦、潘秀仁、于存灏在高等法院包头分院坐下谈判，成立了一个绥远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由于存灏任秘书长，贾汉卿等任秘书，才缓和了这一矛盾。

到十六号黄昏，磴口方面的炮声就不断传来，自卫军由大树湾过河，包头刘效贤、李聚五、韩祥符率领的第二路归了蒋介石派来的黎明(原挺进军副司令，后来是新五十八军军长)退往陕北神木；其余七个路，正在沦陷区组织，张钦和潘秀仁就剩下光杆正副总指挥，率领着一班文职人员和少数卫士逃往准格尔旗。

马占山的军队由昆都仑沟从后山经高台梁入套。门炳岳的骑七师一马当先，沿着包宁公路西退。国民兵的步、骑兵赛跑，以两夜两天四百八十里的行军速度，于十七日下午滚入五原县城。政训处被敌人的坦克车赶到麻池以西冲散，潘纪文同志就在这次退却中失踪。

乡导员在退却中更是狼狈，因为上有飞机轰炸，后有坦克追赶，左边是汹涌的黄河，右边有乌拉山上西公旗投降日寇的游击队在放枪，在第三旅的因为有马和毛驴还好，军官团的都把脚掌磨坏，纷纷将沉重的步枪和子弹扔掉，拄上棍子，唱着“叫大娘”的民歌，一步一拐地走过西山嘴和卧羊台。

高伯玉在包头集合乡导员时，还登记了六百多人；王馥琴在陕坝正式成立国民兵的军官团时，乡导员只剩下三百多人，其余各自逃生，当时都下落不明。

结成团体的，只有安北设治局的乡导员跟着局长陈国桢出来，被乔占海和张汉三下了枪马，由昭君坟过河到榆林投奔了高双成，成为以后二十二军在包头滩上的民训指导员。一九三九年动委会在河套成立时，他们才返回傅作义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