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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剧照

陈育新

导演、编剧，生于年，自编自导电视剧《燃烧》《国家行动》等，编剧作品《破冰行动》《湄公河大案》《征服》《红蜘蛛》《命案十三宗》等。曾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他经历了

刑侦剧的成长变迁

惊心动魄的《湄公河大案》、热血高燃的《破冰行动》……作为业内不可多得的“全能型选手”，陈育新在编剧和导演两个领域皆有亮眼的成绩，他的剧作偏写实、重人性，以其特有的剧情张力、叙事节奏、动作场面吸引观众，获得了艺术性和通俗性的双丰收。

延续一贯的高能悬疑、硬核热血之风，陈育新以自编自导的新剧《燃烧》带观众共赴一场跨越三十年的刑侦探案之旅。他直言，《燃烧》不止是一部警匪题材的类型剧，更是一个关于信念、关于原罪、关于人性的故事，“祖孙三代警察为了真相牺牲了时间、婚姻、健康甚至生命，发现真相、还原真相是警察的职责，也是他们的信念，信念是一种力量──当你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誓言，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尊严，你将无所畏惧。”

陈育新在公安题材领域耕耘多年，多次以大案要案为素材，创作出许多反映现实、直指人心的佳作。从年的《9·大案侦破纪实》开始，《红蜘蛛》《命案十三宗》《征服》《湄公河大案》，直到年的《破冰行动》，他的创作履历几乎等于国产刑侦剧二十多年来的迭代变迁。谈起自己钟情于涉案题材的原因，他说：“从小喜欢看这类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选择这个领域，是因为这个类型里事件可以写得极致，人物也可以写得精彩。”

如何才能把刑侦剧写得更引人入胜？在陈育新看来，太阳底下无新事，刑侦剧创作的突围，不在于对案件烈度无止境的追求，而在于故事的大背景是否能折射出时代的进程，在于对人心、人性的探究能走多深多远。他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避开类型剧的套路，把焦点放到人物身上，而不是为了反转而反转，为悬疑而悬疑。

上世纪年代中后期，刑侦剧常常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大案要案为切入点，颇有纪实意味；近年来，刑侦剧又打开了新局面，既有热血沸腾的缉凶故事，又展现了人民警察所代表的国家责任与形象。陈育新认为，他的新剧《燃烧》也可视为不同人对情、理、法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世态人情，都可能让角色更有“魂”，如果观众能由人推己，引以为戒，那便是创作者一大幸事。

刑侦剧重在心理研究

难在展现人的欲望

记者：《燃烧》是您自编自导的作品，也是筹备了很多年，写这部剧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育新：《燃烧》这部剧是在七年前，年公安部宣传局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当时有点儿无从下手，因为要写一家三代警察，也没有真实的案子做依托。后来马上有《湄公河大案》《破冰行动》两部剧要做，我也有机会采访了大量公安干警，接触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的故事，同时也在为《燃烧》酝酿人物。

记者：从《红蜘蛛》《征服》开始您一直在做刑侦剧，您对这种类型有什么最独家的理解？

陈育新：准确地说，刑侦剧只是涉案剧下面的一个分支。因为涉案剧还分缉毒、经侦、反恐、反黑、刑侦等类型。可以说刑侦剧是这些当中最特别，也最难写的一种。缉毒、反恐、经侦、反黑，大多都是有组织、有团伙的，唯独刑侦剧主要讲述的是个体犯罪。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写剧本时有组织的就比较好写：有分工协作，有卧底、线人等等。但个体犯罪就只能把镜头对准人物。喜欢看刑侦剧的观众一定熟悉两个词：动机和真相。动机在心理现象中属于心理状态，被认为是决定行为的内在动力，所以刑侦剧里的刑警就要研究死者，研究凶手的心理，这样焦点自然而然就对准了人物，对准了人性。这是我觉得刑侦剧比别的涉案剧更难写的一大原因，因为人犯罪，很多是因为欲望造成的，所有的堕落都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动机和欲望造成的。

记者：您一直坚持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具体到《燃烧》，能否谈谈创作经验?

陈育新：我把《燃烧》的焦点对准了人物，人生中不同的选择和决定会带来不同的方向，人性是深不可测的，要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且合情合理，难度很大。我们当初创作《燃烧》的初衷，是想通过三代警察来折射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司法进程的发展变化。因为这是一个“命题作文”，高风离开警队，到最后回归警队，完成了他对警察这个职业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他从父亲身上，从爷爷身上，认识到警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使命，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中心思想。

记者：您请来了奚美娟、张志坚、杜志国、邬君梅、刘敏涛等实力派演员加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育新：因为演员要对角色有深刻的理解，要阐释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希望能请一些实力派演员出演，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量，我们并不想为了流量、为了收视率，找一些特别火的演员。演员都希望能拿到好剧本，只要剧本好，人物有深度，有表演和发挥的空间，他们会很乐意来参与。比如张志坚老师，他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但是他跟我说，他演的这个角色非常感人，所以他也特别重视。

涉案剧也是行业剧

对公安干警心怀敬意

记者：涉案剧有将近十年没有进入卫视黄金档，但是在《湄公河大案》之后，涉案剧回来了，现在更成了热点，您怎么看？

陈育新：我觉得当年的涉案剧大量都是刑侦剧，反映刑侦题材、刑警题材，可能是有些作品过度渲染了社会阴暗面，有过度的暴力、血腥场面，所以逐渐边缘化。多年过去后，涉案剧这个范畴下，别的剧种大量出现，如缉毒题材和经侦题材，趋于多元化，同时大量公安干警无私奉献，负重前行，为誓言不惜牺牲生命的英模人物不断涌现，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应该向公安干警表达一种敬意。我觉得这是目前涉案剧重新回归黄金档的一个原因。

记者：这类题材影视剧的创新是不是比较难?

陈育新：虽然是类型剧，但只要把角度放在人物身上，紧紧扣住人物，塑造人物，就会有创新。如果只扣住案件本身，不断渲染事件，所谓的创新就无从谈起。其实大量刑侦剧创作起来还是非常艰难的，大家看英剧、美剧，品质好的刑侦剧也不多，像《真探》受欢迎的程度就不如《毒枭》《绝命毒师》，因为后者的情节黑白分明，人物故事相对来说写得更极致。

记者：您一直钟情于涉案题材，剧中往往涉及刑侦、法医等专业，如何保证专业性？

陈育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涉案剧也是行业剧，行业剧的难度就是要有专业知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一直偏好写这类涉案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与警察接触，对警察心怀敬意；另一方面是我在大量的采访中积累了专业知识。即便如此，要写好一部涉案剧，还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要多向专业人员请教。我们在拍摄《燃烧》的过程中，每当涉及犯罪现场和法医方面的场景，都会请专业的法医及刑警做现场指导，我们努力不给观众留下槽点和笑点，别让观众因为一个细节的不真实，而吐槽整部剧以及人物。

记者：您在创作前大量采访的方法是什么?

陈育新：我觉得这是一个专业性问题，每个创作者采访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比如《湄公河大案》《破冰行动》，因为都是真实大案，我们就去采访真实参与这个案子的民警。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采访最大的要点就是诚心与受访者交朋友，这样他们才会跟你无话不谈，你才能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传达向善向上的理念

尺度问题就可以解决

记者：涉案剧该如何写，悬念怎么处理，如何把真实案件变成戏剧故事，这些都十分考验编剧功力，您有哪些创作心得？

陈育新：关于悬念的铺排，《燃烧》跟以往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有些人物，有些“大BOSS”会提前揭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传统的涉案剧、刑侦剧，为了反转，为了有悬疑，会把谜底藏得更深，但我想的是，提前让观众认识这个人物，接下去要看什么？就是去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我创作涉案剧多年，有过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观众在选择观看这类剧的时候，会有既定模式，剧中的冲击度和曲折度够不够强，是观众喜爱这类剧的一个先决条件。我觉得这些是有止境的，但人性表达是无止境的，所以需要深入生活，探究人性的更深层面。

记者：在故事性和真实性之间，如何保持平衡?

陈育新：《湄公河大案》《破冰行动》都有真实大案要案原型，但我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很多虚构成分。一个成熟的作者，通过他的价值观、创作手法和理念，把现实的、真实的部分和虚构的部分完美、统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作品成功的关键。虚构和真实在创作中并不矛盾，归根结底还是要写好人物，能够让观众记住的都是人物，而不是片子里面的故事。

记者：您如何把握涉案剧的尺度?

陈育新：很多人认为《破冰行动》的尺度很大，其实我觉得，尺度的关键，就在于作品的价值观，只要是向观众传达向善、向上的理念，尺度问题就可以解决。无论以什么原因施加罪恶，罪恶就是罪恶，为罪恶寻找任何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觉得这也是我想通过《燃烧》对大家表达的一种态度。

陈育新谈编剧创作

动笔之前要深入采访

故事不能完全靠空想

《燃烧》这部剧在七年前就有了创作计划，老实说比以往的涉案剧难度大很多。一开始叫做《新警察世家》，因为当年有一个剧叫《警察世家》，但从创作的角度觉得这个题目可能不被年轻观众认可，所以把剧名改成了《燃烧》。这部剧在东方卫视播出后收视不错，我相信看完剧每个观众对这个剧名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有关于生命、正义、情义、誓言，这是一个可以延伸出去的题目，表达了这三代人，为了警察的誓言，为了找出真相，为了捍卫真相，他们燃烧生命，燃烧自己的一切。

这部剧不像《湄公河大案》《破冰行动》，不是在大案要案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但是它的故事、案件和人物，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在海量的采访过程中获取的。我觉得，创作，特别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一定要非常严谨，它的每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其实都有一定现实的基础和提炼。这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最应该把握好的一种创作态度。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看侦探类的作品，后来有机会进入影视界，就开始从公安题材入手。一是喜欢，二是涉案剧是一个成熟的类型。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事件和人物都有原型。像《征服》《湄公河大案》《破冰行动》，都有真实故事支撑。以前著名导演陈胜利要拍一部戏，是根据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改编的，委托我写。我问他准备在哪里拍，他说是河南信阳。我说我写之前必须要去看一看，所以他就带着我去走了一下，这样写起来我心里就有底了。还有《湄公河大案》，光采访就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太多人，从领导到最基层的干警，包括金三角，我都跑了一遍。

我为什么要在动笔写之前，坚持进行采访？第一，我必须感受那里的生活质感，因为每个地域的文化不一样，你要去体验环境里真实的质感；第二是为了采访人，我写每个故事都做大量的人物采访，采访的过程中，寻找对标的人物，我在这个剧里要设置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从哪来？不能完全凭空想象。

真实，对任何影视剧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生命，也是最核心的部分。真实是方方面面的，应该包括质感、环境以及人物情感的真实。作为一个影视人，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那些案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完全复原，编剧的工作是研究素材，把它打碎，重新对人物理解，对事件理解，对环境理解，重新组合，这就是戏剧性。任何故事都是看你怎么虚构，怎么结合。这一点很难把握，只有把真实感和戏剧性结合好了，才能把剧本写成功。